我的伯祖父李准从小受儒家思想教育，立志报国，他担任官吏恰好是在中国的南部边境，又处在晚清那个外国列强欺压中国的时代，所以很自然地形成一种中国人的主权意识，“守土有责”的观念很强。当他年署理（即代理）广东水师提督职务以后，他的职责进一步明确，就是要保卫海疆。他对于南海诸岛的维权态度显示出了一种敢于亮剑的性格，这是为世人所称道的。

　　不过，对李准来说，维护国家主权的立场并不仅仅表现在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中，也渗透在他的日常行为中，而且需要维权的地域也不仅限于南海诸岛。职务所系，他需要和外国人打交道的地方很多，因为当时西方列强总是贪婪地窥视中国，试图攫取中国的利益，所以在中外关系上发生摩擦的情况也不少。作为中国南部海疆的守卫者，必须以特殊的敏感与之寸土必争。

　　一是“西江捕权”事件。因为连接广东和广西的西江闹匪患，有盗匪抢劫了英国商船，英人借口中国方面剿匪不力，而在1907年擅自派军舰进入中国内河西江，在广西梧州一带开枪扰民，甚至搜查中国船只，引起极大民愤。在此情形下，李准受命承担缉捕盗匪责任，他一边和总督张人骏一起与英方交涉，一边制定沿江安检和护航的措施，并购置新型兵舰，加大缉匪力度，最终取得英方的信任，使其无条件从西江撤兵。

　　二是日本商船在中国领海走私军火的“二辰丸”事件。对“二辰丸”偷运军火，李准早已得到情报，他秘密派军舰提前一天在澳门对面的九州洋等候“二辰丸”到来。1908年正月初一，正在“二辰丸”与澳门商人非法交易时，李准的水师官兵将船扣留。后来虽然此事引起中日外交纠纷，日方蛮横的态度迫使软弱的清政府签订了屈辱性的协议，但是毕竟制止了非法军火走私，维护了中国的海关检查权。

　　三是澳门疏浚事件。葡萄牙人管理澳门，地界一直没有勘定，特别是水界，中方一直坚持葡方没有领海权。但是双方的勘界谈判因为意见分歧而搁置。1911年，澳门的葡萄牙政府以清理航道为借口，不顾当地民众的反对，强行对澳门对面的九洲洋进行“疏浚”，将清理过的地方统统设立浮标，表示此处为澳门航道，试图利用这种方法“以海定陆“，扩展其占领澳门的面积。香山县绅民向李准上书以后，李准一面电请总督张鸣岐出面与葡澳当局交涉，一面派出四艘兵舰准备开战，迫使葡萄牙人停止疏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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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不过，李准在“维权”方面对国家贡献最大的，是捍卫南海诸岛的主权。首先是关于东沙岛的收回和利用。

　　东沙岛的位置在香港东南方向300多公里，自古以来是中国领土。明代以后就一直有广东、福建的渔民在这里捕鱼，它是南海诸岛中最早被开发的岛屿。

　　但是，1907年夏，东沙岛被日本商人西泽占据，他派人在岛上开采磷质（即鸟粪）和海产品，“竖旗，建屋，装运货物”。首先得到消息的，是两江总督端方。因此地不属端方管辖，他发电给清朝外务部，外务部便责成两广总督张人骏调查处理。由于当时外务部不知被日本人占领的海岛名称，且发来的经纬度又不准确，张人骏在海图上找来找去，不得要领。回电说广东所辖海域无此岛屿。于是又请端方重新标示，弄清了此岛精确经纬度以后，张人骏方确认，有这样一个岛，英文海图里，名叫做蒲拉他士岛。但广东省志和舆图都查不到此岛，他怀疑此岛不属于广东，“似在闽粤之间”。他给端方回电说：“闻风涛甚大，本拟由粤派人前往密探，惟粤无堪往大洋之船，应否由尊处派往，或电闽省细查有无证据。望酌裁。”

　　显然，张人骏的态度是踢皮球。张人骏作为两广总督，是一位很有主权意识的官员，他在很多涉及南海主权的问题上支持李准，显示出民族气节。唯独在东沙岛问题上，他最开始的态度相当消极。他在电文中说“粤无堪往大洋之船”肯定是托词，李准的水师舰队可以去距离远得多的西沙，怎么会去不了东沙？他这里主要是不想担责，因为没有明确东沙岛是否归广东省管辖。

　　可是管辖的责任更不在端方。端方见张人骏不管，他也置之不理，将此事搁置了一年有余。到了1908年8月，因为英国政府想在这个岛上设立灯塔，找到端方询问此岛是否归属中国，才迫使端方发电给朝廷的海军提督萨镇冰，请他派军舰前往东沙岛查看。

　　于是，1908年底，萨镇冰派管带黄钟英率领“飞鹰”号军舰经香港到东沙勘查。1909年正月间，黄通过实地调查，确认此岛就是中国人称之为东沙的岛屿，并在岛上确实看到了当初有人向端方反映的情况，日本人真的在开工厂，岛上建有小铁道，盖有厂房，而中国渔民被驱离，早先中国居民在岛上盖的天后庙被拆毁。他们了解到基本情况，但是由于军舰上的官兵操一口广东口音的英语，和日本人沟通不畅，岛上虽有很多台湾人，但那些人说闽南话，官兵也听不懂。为了向外交部形成系统报告以便和日本交涉，张人骏决定再次派懂日语和闽南话的人上岛调查。

　　从这时起，张人骏对东沙问题的态度变得主动了。1909年农历二月，张人骏派广东水师的吴敬荣、林国祥、王仁堂等乘坐“飞鹰”舰和“开办”舰再次到东沙登岛巡查。这一次了解的情况更加详实，他们审问岛上的日本人，并做了详细笔录，而且还拍了照片。他们看到岛上建有一支木桩，上书“明治四十八年八月”，背面书写“西泽岛”三字。有房屋20余座和淡水厂，有日本男女工人101名，另有台湾人33名，都受聘于台湾的日本商人西泽。他们在岛上开采的磷质肥料和海产品，有日本商船负责运输，每月一次至三次不等。如此经营，从1907年7月开始。这样，张人骏便可以向外务部形成报告了。

　　虽然张人骏的报告全部是他个人署名，但是显然这件事是他和李准商量的结果。被派往东沙岛做调查的吴敬荣等三人，都是广东水师的管带，且都是李准最为得力的部将。

　　李准在他自己的三篇回忆《任庵自编年谱》（即《李准年谱》）、《任庵六十自述》和《李准巡海记》里面，都记载了他本人曾经发现日本人竟然插着太阳旗在东沙岛经商，而他亲自登岛，拔下日本国旗，驱赶日本人，即所谓“我遂下彼旗，索还我海瀛”的事，同时也讲到他回省后立即向张人骏报告，请张协商外务部处理。但是，因为陈天锡主编的《东沙岛成案汇编》几乎收录了全部的官方档案资料却唯独未涉及李准这次东沙巡阅，而张人骏与端方和外务部往来电文数十封甚至没有提到李准之名，所以很多学者以为李准的记录不足为信，或是误记。但是以我对李准回忆文章的一般了解，事情似不至于此。他的回忆录中的观点狭隘偏颇肯定会有，他对某些并非重要的史实有意无意地漏记也会存在，对于若干往事的细节产生“误记”更是不可避免。但是对重要历史事件连续三次在不同文章里“误记”，这几乎不可能。李准是一个笃实、诚信的人，把没有的事情说成有，不符合他的性格。另外，对照晚清以来大量的官方和民间史料，我细读李准的《任庵自编年谱》等回忆性著作，还没有找到其他可以称之“误记”的重大事实。

　　那么如何解释李准巡阅东沙的事没有反映在官方史料中呢？我想这是因为张人骏没有把它记录进去。因为李准的巡阅，不是受张人骏委派、奉外务府之命进行的，而是他的一次例行巡海。作为水师提督，这应是他的分内之责，尽管以前他未曾想到要去，以至东沙岛被日占而无人知。但是他很可能风闻东沙被占之事，端方电请张人骏调查东沙，他也应能听说。然而张人骏开始抱着一种推诿的态度，拖了一年搁置不论，而李准巡阅东沙，按照他自己的记忆，恰恰就发生在这段时间，也就是1908年9月以前。至于张人骏并未根据李准巡阅而向外务部报告，因为当时他已经大致知道此事，正在和端方、以及福建总督“踢皮球”。而后来他正式接手处理东沙问题，向外务部形成报告时，他已经掌握了吴敬荣等人调查的笔录和照片，用不着再讲李准当初去巡阅的情况了。

　　查明了情况，就该与日本交涉了。交涉主要在张人骏、外务部和日本领事濑川浅之进之间进行。李准参加了其中一些讨论。对于中方称东沙岛是中国固有领土，日方要求中方拿出证据，张以中方历来渔船在此停泊、渔民在此岛建立天后庙等作为证据，日方以为证据必须是地方志有所记载才可为凭证。这实际是刁难，因为他们知道中国人自古重陆地轻海洋，地方志不会记录这些内容。张人骏找出广雅书局印行的《中国江海险要图志》，说其中海图可以证明；但对方又说，这是新书不算数，要有中国的古书证明才行。李准回忆，他请自己手下的王雪岑找到了康熙年间陈伦炯的《海国闻见录》，但张人骏的说法不同，他给外务部的报告说，他找到的是清朝王之春的《国朝柔远录》所附录的海图。但是最后使日本人承认东沙为中国领土的证据，既不是李准提供的，也不是张人骏提供的这些国人自制海图。陈天锡在《东沙岛成案汇编》的《结论》一章里说：

　　“日人向我索提东沙岛领土证据，我国提出种种佐证，不能邀其顾盼。卒恃以为折服之具者，乃在英人之《China Sea Directory》一书。何以我之领土权不能凭我之证据，反而持他人著作之证明，此则由于国人学术倾向之关系，惩前毖后，吾人应有之职责，固不独于政府也”。

　　这一段话对当时中国缺乏现代科学精神的学术做出严厉批评，同时也说明中国从日本人手里收回东沙岛是多么侥幸！

　　日本公使强调日本人在东沙岛盖房投资，还引进了机器设备，要求中国补偿。这时李准的态度比较绝决，他认为日本人从岛上盗取中国海产品，应该不是一个小数，所以两相抵债了。补偿款不需要给。但这种大而化之的方法日方不能同意，于是张人骏开始和他们算细账，即日方的投资和货物如何作价，而中方需要向日本商人征收多少税款，以及日人捣毁中国渔民的渔船和岛上的天后庙该如何赔偿等。最后议定条件，是中方给与西泽物业和投资的价值银元16万，西泽纳税及赔偿渔民共3万银元。条件基本确定，张人骏调任两江总督，新任的两广总督袁树勋和日本领事签订了协议。

　　这样，东沙岛上日本人投资的物业和机器设备都留给了中国。李准派管带王仁堂等乘坐“广海”舰前往接收。1910年十月初二抵达东沙，根据清单清点岛上实物。七日中午举行接收典礼，升黄龙旗，“广海”兵舰鸣礼炮二十一响，令在场国人振奋。这是我国近代史上绝无仅有的一场有关收复失地的外交胜利。

　　东沙岛收复以后，就要加以利用，日本人可以在那里开采磷质肥料和海产品，运回国内或台湾生利，中国为什么不行？所以中国最初也是想按照日本人的做法继续经营。他们甚至还把岛上的日本技师留下来继续聘用。先是官办，后来又招商改民办，折腾过几次，始终经营不理想，原因可能很多，但其中重要的一条，是磷肥在中国不被认可，销售不畅。于是转以开发海产品为主，最终也没有找到经营之道。

　　此时已是清朝结束前的最后两年，李准参与了东沙岛经营的全部策划。在其中他主要承担的责任，是利用“广海”号兵舰给岛上的人提供粮食、蔬菜和药品，每月至少一次，有时两三次。不过作为军人，他首先想到的还是岛上的通讯联络。他曾与总督袁树勋商量，准备进口三台电机（无线电报发射机），分别置于省城、“广海舰”和东沙岛，以便通信。因为东沙岛太远，原来的无线电报发射机功率不足，所以需要以大功率设备替换，花费白银约一万七千多两。此议几经讨论，几乎可以决定了，忽然两广总督换成了张鸣岐，张以“粤省库储支绌，筹款维艰”为由，呈请朝廷邮传部出资，结果自然是没有了下文。令李准非常沮丧。

　　至于为岛上提供粮食和基本生活物资，他是从不间断的，他知道这事情人命关天。但是民国后他解甲归田了，此事交给广东地方当局。1933年，他在《李准巡海记》里谈到：

　　“改革后，党人只知争地盘，谋利益，遂不以此岛为意。留岛之人绝粮而死，可哀也。我虽不杀岛人，岛人由我而死，余滋愧内疚于心也。”

　　这是真实的事件，发生在1925年，岛上因建设观象台，包工头逃跑，导致岛上“菜蔬药料断绝二十余日，工人死者数十名”。

　　在这事上李准自责，原因在为什么没有给岛上接通无线电通信呢？否则悲剧不会发生。当然，责任并不在他。

　　（选自《百年家事——邻水李家的四代人生》，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2025年7月出版）

　　李昕，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，1982年起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14年，曾担任社长助理兼编辑室主任。后曾担任三联书店（香港）有限公司总编辑、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总编辑。2014年退休后在商务印书馆担任特约编审和特约出版策划人。